论新中国初期费孝通的大学改革探索(2)

(一)思想改造是大学改革的基本前提

思想是行动的根源，“工作者的脑筋就是主要的生产工具”[5](P.199)，对大学工作者的“脑筋”(即思想)改造是大学改革的基本前提。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费孝通分析了教育的属性，认为教育是上层建筑，反映社会关系，受制于社会存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大学教育虽然在客观上产生一定社会效益，但终究“配合着他的社会本质”[5](P.180)，服务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官僚与资产阶级买办阶层。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转变，大学工作者当有所觉悟，把思想从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中解放出来，将立场由为特权阶层服务转向为人民服务，并落实到教学工作中，使大学成为社会重建的重要力量。

北平解放前夕，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邀约，费孝通曾前往西北坡。在一篇写于1949年12月的长文中，他忆及一路所见所闻，并以自身心路历程说明思想转变的复杂性与渐进性，进而指出，知识分子的“包袱是重的，传统的思想是深刻的，这个包袱是要一个个暴露出来，加以清除的”[6](P.108)，因此除了自主学习，还当接受集体教育，掌握思想改造的正确方法。参照革命根据地的办学经验，费孝通肯定了“大课”在师生思想改造中的重要性。大课是“有系统、有组织的正规的政治教育课程”[5](P.150)，是一种集体教育的形式，内容主要是马列主义思想，意在引导学员了解旧社会的本质，掌握新民主主义理论与革命经验，进而在实践中形成无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与生活习惯。为消除学员的顾虑或抵触心理，提升大课在思想改造中的效果，他主张改变“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用马列主义来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5](P.107)，由教学经验丰富、精通马列主义的“大师”有计划地推动学员自学与互助学习。1949年8月30日，由清华师生代表组成的公共必修课委员会(简称“大课委员会”)成立。该会由“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委员会”与“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会”构成，费孝通任前者“召集人”，常务委员(含大课讲员)包括吴晗、金岳霖、张岱年等一批著名学者。[7]()如此，他的“大师”教“大课”设想初步得到实现。

(二)课程改革是大学改革的中心工作

学校教学是在一个个课程中进行的，“教学的中心工作在课程”[5](P.4)，课程不改革，“其他改造都将成为表面工作”[5](P.132)。旧中国积贫积弱、战事连连，科学研究颇为受限。二战期间，许多社会学家僻居乡间，“与外地信息不通，几乎是处于学术上的孤岛境地”[1](P.238)，对大学课程建设造成极大影响。解放伊始，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向前发展，大学课程或删或调，最为显著的是以马列主义思想政治课取代了旧中国国民党时期设置的军事训练、党义等课程。然而，形式僵化、内容陈旧等整体状况尚无实质性转变，许多学科仍照搬西方课程与教材，亟待系统改造。

基于大学原有课程的批判与清华已有改革经验的提炼，费孝通提出了一些较具普遍意义的改革原则，包括：1.教师主导，师生配合。师生是大学的中心人员，是课程改革的直接参与者。通常来说，学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改革热情较高，但知识积累与研究能力相对欠缺，需教师提供指导。教师在课程改革中起主导作用，学生当予以尊重、信任与配合，共同推进改革事业。2.实事求是，循序渐进。课程改革的影响因素众多，需根据具体情况，对各种方案进行充分论证。教师是主要因素之一，但不能简单还原为教师思想观念，当从知识水平、人事安排等角度全面考察，除了现实，还当考虑历史因素。思想改造非一蹴而就，知识结构的改造也非一日之功。知识是课程的核心，因专业语言障碍、本土研究资料短缺，课程内容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改观，须逐步推进。3.理实一致，知行合一。受“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8](P.166)宗旨与英美自由教育理念影响，清华形成“通识为本，专识为末”[9]的教育传统，费孝通亦有传承。基于主要任务转变的研判，他将大学课程目标设定为提升“能掌握技术并提高技术的人的理论基础和文化程度”[5](P.67)，主张在保证基础课程质与量的基础上开设一些具有社会适切性的业务课程。为回应社会重建急需，他还提出“学系是经、专业科是纬”[5](P.30)的命题，即在保证大学基本属性的同时，通过跨院系课程调配开展专业教育。

(三)制度改革是大学改革的必要保障

文章来源：《系统科学学报》 网址: http://www.xtkxxb.cn/qikandaodu/2021/0619/5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