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初期费孝通的大学改革探索(5)

基于以上，费孝通对社会学系学程进行了系统构划。他一贯主张面向实际应用的社会学研究，学以致用的思想贯穿其学术研究始终。[12](P.296)然而，长期以来的事实是，一般论中国社会的人缺乏正确观念，不去实地考察与认识现实，社会学的书本与课堂中充斥着书斋式的理论，学生得不到认识中国真实社会的机会。[13](P.529)出于对学生苦闷的同情，他坚决反对社会学系将学生限制在纯粹理论学习的“象牙塔”中，并力图打破形式化的课程安排与机械化的期限设置，在保障基础理论教学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调整修业计划、安排假期与实习时间。因战贻误，学生基础普遍薄弱，尽管1949年初，清华将社会科学本科生的学习年限缩短为三年，但为了让学生有充足的学习时间，他仍主张社会学系实行四年制。考虑到兴趣、学力等学情差异，他又提出，学生可在保证基础理论课与部分文化工具课(如“本国语文”)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实际与自身需要，自行选择业务方向，灵活调整修业科目与实习计划。

三、推进大学构建的内涵式发展：基于费孝通大学改革探索的反思

费孝通的大学改革探索反映了新中国初期社会重建对大学教育的迫切需求与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追求。清华是其改革探索的主要阵地，这所最初由部分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学校在民族教育史上有着特殊意义。1928年，民国政府仿照英美现代学制，正式成立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梅贻琦等名家先后担任校长，聚集了大批优秀学者，成为华北著名的学术中心。以至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特别致电罗荣桓等将领，要求尽力保护建筑设施的完整性。1949年初，北平文管会接管清华，号召将其建设成人民的大学。“人民清华”俨如一面旗帜，为同时代其它大学所关注。文化是“社会生活持以进行的一种方式”[14](P.529)，经个人进入集体创造而成为社会共识。于费孝通而言，与其说清华是其研究的“田野”，不如说是深耕的“作品”。身为清华重要领导，他配合人民政府，努力推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学校落地生根；身为民主人士代表，他积极参与高教顶层设计，自觉为国家教育意志的形成贡献个体智慧，为旧大学融入新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学改革的“方向很清楚，道路却不是笔直的”[5](P.160)。受个人经历影响，费孝通虽努力吸收马列主义思想，但原有的功能主义理论仍将其视角引向社会本位。他将富民的希望寄托于新生的人民政权，然而，经济落后、物资短缺、政权仍需巩固等现实问题亟待大学将更多精力投向社会急需。如此，他的改革探索不免存在过于强调教育的社会适应性与工具性，而相对弱化其社会文化引领与学生身心养成价值的缺憾。对于这一“只见社会不见生物人”[1](P.398)的过往，费孝通晚年有过反思，并提出了“文化自觉”概念。文化自觉反映的是文化主体对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适应性，在《江村经济》等早期作品中，费孝通就注重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转型和融合之中寻求对文化主体的关照。[15]本文无意证成是建国初期他的教育探索能否归于文化自觉，而旨在表明一种态度：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中，我们有责任正视本土教育资源，对先贤留下的遗产既有所继承，也能弥补其缺憾。费孝通留下的不仅仅是几点理论，更是一套颇具原创性的方法论，启发我们从办学价值、实践精神、改革路径等方面思考大学改革与内涵式发展之道。

(一)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办学价值

办学价值是大学改革首要明确的问题。中国有重教的传统，但在漫长的专制主义社会，教育往往沦为统治者招贤纳士、驯化民众的工具。20世纪初，清王朝被迫走上高等教育现代化之路。1905年，科举制废止，但衙门式的教育状况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养成科名仕宦之材”[16](P.173)依然是教育的主要目标，普通民众尤其是女性很难踏入大学之门。民国以后，蔡元培等力倡大学教育回归学术、走近平民，取得一些成效。然而，许多学院知识分子为躲避社会动荡，“将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17]，以学术自慰，所授生徒难免脱离民众。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力推教育走向普罗大众，费孝通一向关注社会民生，更以“局外人”身份证明了这一革命立场与文化事业的正当及可行性，为我们思考为何要坚持“人才培养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18]提供了重要的学理依据。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化时代。财富的大幅增长、科技的快速进步等不断改变着民众的生活、学习与工作，但疾病、瘟疫、歧视、贫富差距、暴力冲突、环境恶化等问题也让人们感到深深不安。人们常将解决苦闷的希望寄托于教育，期望学校在“维护和增强个人在其他人和自然面前的尊严、能力和福祉”[19](P.28)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经过70年发展，中国彻底摆脱了一穷二白的面貌，大学教育亦获得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诸多与社会发展、民众诉求不相适应的地方。习近平强调，“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20]。大学创办者与教育工作者当坚定初心、牢记使命，既要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保持定力，又当抓住新的百年战略发展机遇，以问题为导向，创办真正能促进师生健康成长，有助于民众美好生活愿望实现，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与民族长足进步的高等院校。

文章来源：《系统科学学报》 网址: http://www.xtkxxb.cn/qikandaodu/2021/0619/5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