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初期费孝通的大学改革探索(6)

(二)秉承从实与拓新统一的实践精神

办学主体的实践精神与改革态度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在动力，坚持从实拓新是费孝通留给这个时代大学教育工作者的又一精神遗产。从实是科学实践的前提，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科学，即在于“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21](P.249)。实事求是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重要实践原则。毛泽东曾批评将兴趣投放于空洞理论而不关注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工作者，亦批判不注重客观情况研究而“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的实践工作者，认为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22]()寻求实地调查与科学分析的有机结合是费孝通大学改革探索的基本方法。他反对将纯粹的学术绵延作为大学的主要任务，批评将学程等制度的设计奠定在主观主义基础之上，主张理实一致的大学改革原则，倡导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及符合社会实际需求改革大学院系，不仅在理论上，而且通过自身行动层面诠释了从实的实践精神，为当代大学科学决策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大学发展既受政府、市场等外部因素影响，也受行政组织、学术团体等内部因素影响。如何调适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在“治理自主性与对外部环境的开放性之间保持平衡”[23]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程，既需办学者捋清大学与政府及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关系，又要求他们明确校内各要素的功能定位，不仅要求办学者“具备开阔的眼界、复杂的思维和综合创新的能力”[24]，也要求改革者秉承从实态度，尽可能将决策建立在可靠资料搜集与科学模型建构的基础上。改革本身即不断拓新的过程，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或阻碍因素，因而还要求我们做好应对各种挑战的心理准备，练就坚持理想的信念与开拓创新的勇气。在解放初期，费孝通接受大学要职，改革压力不言而喻。他顶住政治、经济等重重压力，坚持立足实际与科学分析，为大学转型与学科发展提出诸多独立见解，尤其是社会学系改革方案，尽管最后没有如愿，但勇于担当、敢于拓新的勇气着实当为后人学习。

(三)探寻整体推进与差异发展结合的改革路径

一流大学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建设过程”[25]，要求办学者摒除孤立看待或割裂各构成元素的思维方式，点面结合，整体推进大学改革，而非局限于技术性的小修小补。费孝通重视大学教育的系统性，不仅对大学在整个社会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做了较为清晰的定位，还以教学为突破口，从一般角度对思想、课程、制度等元素的联动方式与整体转型做了严谨的学术论证与理论构建，使看似无序的大学改革变得有章可循。强调教学尤其是课程的中心地位是费孝通大学改革探索的重要特色。育人任务决定了教学是大学的主要工作，而课程是实现这一工作的基本载体，明确不同课程的功能定位，构建科学的课程尤其是通识课程体系，不仅能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扎实基础，还能带动师资、管理等关联元素的建设。[26]毛泽东曾提出“十个指头弹钢琴”的著名理论，强调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27](P.1442)。费孝通的大学改革探索与这一马克思主义工作方法显然存在内在契合，因而在今天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

大学改革是一般共性与内在个性的统一。基于一般理路的分析，费孝通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改革为主要案例，阐述了大学改革的差异性，彰显出整体推进与差异发展结合的大学改革追求。英国著名教育生态学家阿什比()认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28](P.29)。大学改革不能背离实际，亦不能完全脱离自身历史与发展基础，任何一所大学的转型都是“对自身发展传统的改造和扬弃”[29]。在现实中，我们常常因大学存在某种共性而将其进行标签化处理，地方本科、部属高校、行业类院校、综合型大学等称谓显然不能充分展现其自我特色。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30]。亦如费孝通所示，良好的制度是实现大学善治或转型的必要保障。新中国建立以来，高等学校制度不断完善，但大学评价体系、内部决策机制等问题依然凸显。评价体系如同大学转型的指挥棒，差异化的大学教育转型要求多样化的测评机制与评估制度。尽管近些年，我们的政策呈现出类似的追求，但想真正在遵循高等教育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大学多样化治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章来源：《系统科学学报》 网址: http://www.xtkxxb.cn/qikandaodu/2021/0619/5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