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科学视域下的类型电影(3)

《邦妮和克莱德》中的男女主人公是无所事事、精神空虚的年轻恋人，是社会重压下无能为力的普通孩子，想要活得自由精彩，却无处释放躁动的激情，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在命运作弄下走上用暴力反抗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道路，以图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他们开始憧憬传统的幸福生活之际，却被残忍射杀，奔放的灵魂之火猝然熄灭。他们燃烧尽自己的生命，依旧没有找到出路。影片以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真实案例影射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现实，反类型特征体现在方方面面。作为典型的强盗片，却将公路片、爱情片、西部片、传记片、喜剧片等元素融作一炉，在荒诞不经的黑色幽默的外衣下，启发人们做认真严肃的思考：究竟是他们在犯罪，还是整个社会在犯罪。主人公的行为越出正轨，不合常理，在存在主义的“烦”的驱使下，对抗权威体制。影片刻意否定传统电影中的美国英雄与美国形象，对男主人公克莱德做反英雄的形象塑造：没有健壮的体魄、潇洒的外表、成熟稳健的作风，不仅胆小、瘸腿，而且性无能。影片打破轴线组接、规则构图等经典电影语言，使用特写镜头、跳接、定格、主观镜头、晃动倾斜镜头、纪实风格、实景摄影等个人风格强烈的拍摄、剪辑手法进行叙事表意。诗意浪漫叠加残酷血腥的悲惨结局令人震撼，创作者对邦妮和克莱德充满同情的叙述，使无数观众错愕、痛惜。主人公的死亡完成了对社会的批判，将执法者、媒体、愚懦大众、政客告上“法庭”，替一代美国年轻人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

《邦妮和克莱德》上演后很快被禁映，评论界讨伐声接连不断。禁映令因大众的反对很快被取消，评论界重新考量影片意义。随后的《逍遥骑士》(丹尼斯·霍佩尔，1969)、《午夜牛郎》(约翰·施勒辛格，1969)、《教父》(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1972)等片，都是锋芒毕露的“新好莱坞”影片。像《逍遥骑士》这部仅以55.5万美元制作的R级片，不可思议地成为狂卖60亿美元的世界流行电影。这些影片独辟蹊径，以反文化、反经典、反俗套、反类型、反秩序、反社会、反体制的方式倾诉自己的美学诉求，在形式上打破成规，内容上全面革新。“新好莱坞”影片使类型电影得以在危机冲击下跃进，重获新生。

对压抑的反抗导致突变，这种革命性力量的强有力的颠覆性爆发，在类型原型的基础上，向原型发起。挑战某一类型系统的创作者熟知旧有系统的内情，即使意在反叛，也不可能不受传统创作技巧和制度约束的影响。太过离经叛道便会远离大众，被市场抛弃。反类型电影在电影传播系统内外各因素的联合作用下，通过对话、循环、变换，在强大的类型电影体制中激起浪花，泛开涟漪，甚至掀起遮天蔽日的滔天巨浪后，最终还是被类型电影包容吸收。伴随每一次突破，都会有一批佳作迭出，创作者个体与类型电影系统整体在突破、妥协中改变、成长。“富有创造性并不能使艺术家脱离传统，反而使他更加深入传统，服从艺术自身的规律性。艺术的不断探索在于从现有深度出发寻求艺术的改观；较少天赋的艺术家寻求艺术变更；真正天才的艺术家追求艺术变形。”[11]

反文化孕育于文化，反传统脱胎于传统，反类型出身于类型，如今的惯例正是当年的创新。反类型使类型电影更完善，接受面更大，“新好莱坞”使好莱坞电影更强盛，适应力更强。

了解了类型电影传播系统及类型电影与反类型电影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何为类型电影：类型电影在美国好莱坞制片厂制度下形成发展，延续至今。它根据既往的审美经验传统选择题材、内容、主题与叙述方式，以追求商业利益和传播效益最大化为目的，以各种类型元素为手段，投合观众的兴趣与要求，运用业已建立的相对稳定的典型场景、情节、人物、光线、色彩、声音、镜头处理和剪辑技巧来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传播意识形态、普世文化与价值观念，提供虚拟的心灵慰藉。

类型电影是一个不断前进发展的生命系统，它的“活力和丰富多彩”“来自一种始终与它的观众保持美妙的和谐一致的艺术演变”[8]15。对类型电影持这种肯定评价的却是艺术电影的支持者、法国《电影手册》杂志的主编安德烈·巴赞。

[1] 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29.

[2] 蒲剑.当下中国类型电影生产与发行研究[J].现代传播，2010(05):105.

[3] [美]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M].胡之,等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223.

文章来源：《系统科学学报》 网址: http://www.xtkxxb.cn/qikandaodu/2021/0417/468.html